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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銅器藝術的美學精神與文化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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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次數:1295 更新時間:2016年09月24日23:09:19 打印此頁 關閉
中國青銅器的藝術貢獻為中華藝術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審美理想和美學精神可以概括為充實與空靈,即現實與浪漫兩大類。

孟子認為的“充實之謂美”,莊子所說的“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者謂之至人”,是儒道兩家在現實主義美學與浪漫主義美學的分野。西周以來以《詩經》為代表的現實主義美學精神和以《楚辭》為代表的浪漫主義美學精神,也是兩種不同的審美理想在文字創作中的體現。這兩種審美區別還體現于對藝術與社會關系的不同看法中,體現于寫實與抒情的不同創作傾向中,體現于對傳統的不同態度中,更體現于對藝術風格的不同追求中。所以,二者通常是互融互滲、相輔相成的,但主導性的傾向仍會體現出來。

從中國青銅器藝術的美學精神中,我們可以體味中國造型藝術、裝飾藝術發展的內在規律與演變的軌跡,并繼而探尋創造這些藝術元素的源泉,即中華民族上承遠古、綿延不絕的審美精神與體系。

美與善、情與理的統一

中國美學強調情感表現,同時又十分強調“情”與“理”的統一,即要求藝術表現的情感是合乎倫理道德之善的情感,而不是無節制,非理性的情感。所以,“情”與“理”的統一,“理”要滲透到個體內心情感的最深處,“理”與“情”應當融為一體,不可分離。中國美學思想要求審美對象具有純潔高尚的道德感,注意藝術的社會價值。這是中國美學的基本命題。

王國維先生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故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矣。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西周以來,社會信仰體系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轉變為“事鬼神而遠之”,社會管理中愈來愈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人性”這一理念得到強化。

馬承源先生在論及青銅器的造型時指出:西周銅器造型已脫離此前那種神秘氣息,如大克鼎、史墻盤等,而在紋飾方面則更趨明顯;青銅器具有樸實舒暢的風格,形成簡潔流暢的時代特征,透視出濃郁的理性精神。

《易?觀?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周文王制禮作樂,建德立制,而建設理想的和諧禮樂社會。但是,僅僅做“神道設教”的形而上的工作還不夠,人們更需要的是能夠生息與繁衍的物質。《左傳?隱公八年》中記載,“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以土地和姓氏對諸侯進行分封和授職授權,既建立了天子的“王道”地位,又建立了統治諸侯的制度與方法。《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這種封土地建諸侯的制度使每個氏族或諸侯國不但具有了實惠,而且可以綿延后人,傳承下去。《左傳?桓公二年》載:“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周王朝建立并實施“天子建德”制度以來,把過去祭神祀天地的原始宗教崇拜,從哲學意義上轉變為祭祖祭天地而“昭令德以示子孫”的功能上來了。這些制度一方面是天子用于統治天下的工具,一方面也是自身行為的準則,是修養自己、昭令百官與子孫,推行倫理道德的基本依據與標準。玉器從“以玉事神”的神物功能逐漸轉變為“以玉事德”的君子標準器的功能了。夏商以后,玉器的事神功能逐漸被青銅器代替。

青銅銘文涉及德行與修德的內容有近200處,作為禮樂文明物質載體的青銅器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符合社會教化的物化載體。青銅器的社會道德教化主要通過銘文和器型及其紋飾等得以實現。工藝美術在美化生活、在豐富生活的過程中體現著社會教化作用,它的藝術作用無需說教,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的情操和精神。西周以來青銅器的教化功能和理性精神,體現了美與善的統一,并力求要實現這種統一。

道與器的統一

禮器是禮制的載體,是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表現形式。青銅器彰顯的是有禮有德的社會理想,體現的是具有高度發達的冶煉技術和工藝技術的社會生產力。

《禮記?曲禮》云:“長者未舉爵,少者不敢飲。”利用青銅禮器不同形式、不同步驟、不同搭配的交替運用,表現不同的倫理形式。禮在內容上體現為人之內在道德倫理的外在體現,在守禮的過程中尋求同類的歸屬與認同,并上升為社會普遍遵守的行為準則。青銅器在貴族各種行禮場合廣泛使用,使用標準在不同等級之間具有明確界限。如果說青銅禮器的數量多寡和標準高低確定了貴族之間的等級秩序,那么其使用規程和運作儀式無疑確定了商周時期社會生活的倫理秩序,青銅器的“以器載道”,道與器的統一是中國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

如權貴階層的酒器配制與使用,體現以尊形器為主的政治倫理。酒器是體現貴族統治的主要載體,所謂“朝廷論爵”體現以尊為主的政治倫理秩序。青銅器中常見酒器有爵、尊、觶、觚、彝、壺等,不同酒器的使用也常常體現出地位的尊卑高下。爵是酒器的重要代表,用以封賞并體現貴族身份,由此引申為爵位。通常遵循以爵位為標準的官銜體制,本質上是確定貴族內部的政治秩序和利益分配方式。又如青銅器中的食器有鼎、鬲、簋、甗、豆、敦等。在所有食器中,鼎最具代表性,鼎作為主要食器,在祭祀中居于中心地位。

認識與直覺的統一

青銅器的發展始終貫穿著莊嚴、神秘、獰厲乃至恐懼的浪漫主義審美風格,其基本意蘊就是神權與王權的交融,使受眾在直覺的宗教情懷的神秘與恐懼中,認識王權的莊嚴與敬畏。

中國古代美學始終貫穿著鮮明的理性主義精神,要求美善統一和情理統一的同時卻又不否定直覺和認識的統一,而且極為重視它在審美中的重要作用。

《禮記?樂記》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與樂必須借助器物才能進行。古人從對青銅器的造型、紋飾、組合搭配、使用程序等外在形式激發人們內在的道德和虔誠,使人們在直覺的感知中體會表現社會倫理的“明等級、辨序列”、“重孝悌、睦鄉鄰”的大義,自覺構建與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這種自覺源自天性中的人倫覺醒。禮作為外在形式的政治規范正是契合了其內在的倫理歸屬,正是在由野蠻轉向文明過程中,青銅器藝術作為社會道德、政治倫理等等的載體和傳承載體,禮與道德才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價值體系。

饕餮紋是貫穿商周時期的青銅主樣紋飾,饕餮紋飾的功能主要體現在警誡貪婪無度;鴟鸮也是重要的青銅紋飾,是通過鴟鸮的文化屬性警示時人避害趨吉,使自身的行為符合社會規范;方形鼎為四足,剛健穩重;圓形鼎為三足,圓潤安寧。人們對鼎的直覺,可以認識到安定平穩的寓意,進而認識到作為個人地位與(或)國家安定的象征。象生形造型如動物造型、人獸一體、鳥獸一體造型等在模仿自然生物形態中以體現“制器尚象”的思想——《易書?卜辭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動,以制器者尚其象,卜噬者尚其占。”先民們觀物取象,視象立意,在形象的直覺審美中,摸索、總結出審美規則,在規則的領悟中形成族群乃至國家共同的道德認識和價值體系。

人與自然的統一

基于史前玉器中形成的重要的天人合一的觀念,中國藝術思想總是強調人與自然、生命的欲望與實現社會的倫理道德兩者統一。青銅器藝術當然繼承了這一重要思想,并極盡發揮與創新。青銅器的造型與紋飾高度重視形式美,但又總是把形式與情感的表現相聯系,而不用純自然的形象去解釋形式美。

象生形造型的彘尊、虎食人卣、四羊方尊等表現的是帶有巫術的神秘和王權的威嚴;又如含有蛻變和長生意義的蟬、龜等紋飾則是對生命的禮贊;含有吉祥意義的龍鳳紋飾等則是引導人們尊重自然、尋求吉祥安寧;對描繪采桑畫像和狩獵畫像則是對勞動、生活的美好向往與歌頌。

青銅器藝術的一個令人驚訝的裝飾規律是:對稱與反復。主題花紋和輔助化紋的交替出現,如饕餮紋與云雷紋,即顯現出繁縟華美的裝飾效果,又層次分明,井然有序;對稱形反復出現則表現出鮮明的節奏感、韻律感,體現出強烈的對比效果。

在“器以藏禮”、“物以載道”的上古文明時期,青銅器被賦予了豐富的時代內涵和文化意蘊,為充分發揮青銅器的社會教化功能,先民們極盡想象,將“道”與“器”、虛幻與現實、抽象與具體、人與自然有機地結合,創建了禮樂體制的社會教化方式。祭祀活動作為一種宗教儀式,一方面在于維護人倫社會的等級秩序, 同時更主要是通過祭祀活動的神秘化程序、祭祀權的控制, 實現對社會有序管理,實現王權與神權高度統一的終極目標。

在對青銅器的審美觀照過程中,審視者對青銅器藝術蘊含的象征意義的解讀,各具特色,因其摻入了個人情感和審美認知,顯得更加個性化、更富有想象力。

下一條:青銅器并非衡量古代中國進入文明時期的必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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