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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器并非衡量古代中國進入文明時期的必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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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次數:1081 更新時間:2016年09月24日23:07:23 打印此頁 關閉

核心提示:判斷是否文明,沒有必要的標志,這反映了各個古代文明在這些所謂標志性文化因素上的多樣性。由此推想,即使青銅器算作判斷文明的一項標志,也不好說是必要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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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 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8月29日第349期,作者:李學勤,原題為:《李學勤:中國青銅時代與古代文明》

說起青銅時代,使我們立即聯想到古代文明。確實,眾多曾經輝煌繁盛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古希臘等,就其物質文化的發展階段來說,都處于青銅時代范圍。中國的古代文明也是這樣。無怪乎一些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把他們論說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著作冠名為“青銅時代”,例如郭沫若先生的《青銅時代》、張光直先生的《中國青銅時代》。不過,關于中國的青銅時代與古代文明,還有不少問題,這里只舉出幾點。

  

  將人類物質文化的發展進程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這種所謂“三時代說”,是19世紀初丹麥國家博物館館長湯姆森奠立的。他當時把館藏的古代工具、兵器等文物,按照這三個時代分別整理陳列起來。盡管后來有人指出這一類觀念在很早時候便出現過(例如中國漢代的《越絕書》),但湯姆森的學說仍是影響深遠的創見,而且成為現代考古學發端時期的一件大事。

  隨著考古學的不斷進展,“三時代說”得到了補充和修正,比如石器時代被細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學者們發現,從新石器時代發展到青銅時代,決非一蹴可幾,而是要經過相當長久的時間。在成熟的青銅器工藝出現之前,銅器還不可能較大規模地取代石器。這樣的過渡時期,被稱作銅石并用時代。具體到中國而言,早在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已有零星的銅器(甚至有個別的青銅器)。到龍山文化及與之年代相當的若干文化,發現的銅器已多,材質有紅銅、砷銅、黃銅、青銅,工藝有鍛造、鑄造。一般認為,這肯定屬于銅石并用年代。

  這里可以提出一個問題:既然銅石并用時代是青銅時代的前行階段,而古代文明的發展是與青銅時代平行對應的,那么,文明的起源是不是應該到銅石并用時代去尋找?在人類歷史上是有這樣的實例的,那就是古埃及。例如,有的古埃及著作認為:“埃及文明是奠基在銅石并用文化的生產力的基礎上,在早王朝時代和古王國時代,手工業生產仍然離不開銅器和石器這些基本的生產資料和水平。”埃及的早王朝時代,即第一、第二王朝,為公元前3150—前2700年;古王國時代,即第三至第六王朝,為公元前2700年—前2200年。

  

  由此又可聯系到李伯謙先生在《中國青銅文化研究的反思》(《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第53期)一文中提出的問題:青銅器是否為衡量古代中國進入文明時期的必要標志之一。

  李伯謙先生所言標準是指考古學上判斷進入文明的標志。依照目前有關學者通行的見解,這種標志共有四個,即城市、文字、禮儀性建筑和冶金術。冶金術實際上即指青銅器。

我以前介紹過,這種判斷文明的標志之說,其來源是20世紀中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召開的一次關于美索不達米亞考古的研討會,哈佛大學教授克拉克洪在會上提出了這種標志。隨后,英國劍橋大學教授丹尼爾在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學》中引述并引申了克拉克洪的觀點。

  必須說明,克拉克洪和丹尼爾提出的文明標志里面,只有城市、文字和禮儀性建筑,并沒有青銅器。丹尼爾還特別聲明,三種標志之中,只要有兩種就夠了。雖然文字是最重要的標志,但是,在個別實例(例如秘魯的古代文明)中,也可闕如。即是說,判斷是否文明,沒有必要的標志,這反映了各個古代文明在這些所謂標志性文化因素上的多樣性。由此推想,即使青銅器算作判斷文明的一項標志,也不好說是必要的標志。

  

  既然各個古代文明在其文化因素方面有著多樣性,亦即其自己的特點。那么,中國古代文明以及與之對應的青銅時代具有怎樣的特點?

  這是一個需要我們仔細探討吟味的問題。張光直先生曾經講過:“我們古代文明是以青銅器(或是有特殊形制和裝飾花紋的青銅器)為特征的。”他說的青銅器其實是指青銅禮器(包括樂器)。那么,中國的青銅時代究竟是不是以禮器的制作和應用為其主體或者特征呢?

  我們對古代青銅器所做的研究,傳統上的確是以禮器作為集中對象的。早在宋代金石學家關于青銅器的著作中,這一點已經有充分的表現。在中國古代文明中,禮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對于社會經濟更有直接作用的工具和兵器,難道沒有多少地位嗎?

  談及青銅工具,我們不可忘記陳振中先生的貢獻。他以后半生的全部精力,走遍全國有關單位,著成《先秦青銅生產工具》這一巨作,以大量證據證明了古代青銅工具的發達,其成果超出一般預料之外。

  至于青銅兵器,我們只要溫習《史記·秦始皇本紀》的一段記事就夠了。《秦始皇本紀》說,秦兼并六國之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三輔黃圖》還說,這十二個金(青銅)人“坐高三丈”,上面有“李斯篆,蒙恬書”的銘文。這當然只是秦人收繳來的部分兵器,但已足以說明那時青銅兵器數量的龐大。

  總之,中國的青銅時代和與之相關的古代文明還有許多奧秘,有待我們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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